内容摘要：张氏前凉政权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其存在时期从公元301年张轨出牧凉州起，到公元376年张天锡降于前秦，享国七十余载。其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繁荣，商品贸易繁盛。本文通过对不同史料进行考证，对张氏前凉时期的河西地区货币环境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在前凉统治时期，其辖区内一直存在着铜钱和绢帛两种货币形式，且绢帛作为高价值货币流通，而铜钱则主要作为低价值货币流通。
关键词：前凉；河西地区；货币；五胡十六国；绢帛
一、引言
前凉是在西晋末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存在于今天中国西北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兆基于公元301年安定乌氏人张轨受西晋指派出任凉州刺史。到公元376年张天锡出降前秦苻坚，前后历五世九主。（关于前凉国祚问题，学界有不同认识，本文对此不做判断。而前凉时期货币经济则自张轨开始，故本文以张轨出牧凉州作为前凉开端进行研究。）前凉政权始于张轨出牧凉州，经历张寔和张茂兄弟的统治，在张骏、张重华父子时期达到极盛。其全盛时疆域涵盖河西地区和整个西域，但其统治核心区始终为河西地区，故本文主要研究河西地区的货币环境。对于前凉时期的经济发展，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赵向群等从汉代以后河西地区铜钱的使用，前凉奉晋正朔等不同方面进行了考证，排除了张轨造钱的可能性，认为张轨只是顺应形势将民间诸多的五铢钱官方化，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赵文只是将重点关注在前凉张轨时期五铢钱等铸币的流通，并未关注到绢帛在货币交往中的重要性（赵向群，张琳。2005）；夏泽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整个前凉时期铜铸币在经济发展中的情况并探讨了前凉中后期铸币的可能性，系统地分析了前凉商品货币的发展（夏泽2001）。本文主要从货币角度分析了五铢钱和绢帛两种货币在前凉河西地区的流通情况。
二、张轨复行五铢的货币基础
张轨就任凉州刺史后，一方面平定鲜卑叛乱，征讨寇盗，使得河西地区得以安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①。在主政凉州时，张轨一方面不断东向勤王，一方面积极安定地方，积极发展经济。晋愍帝时期，凉州太府参军索辅向张轨进言“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秏。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主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历数了两汉时期到西晋末年货币的变迁，主张重新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张轨采纳了这一办法，“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很多学者都对这段话进行了不同解读，甚至衍生出了“张轨铸钱说”，认为张轨铸造了新的钱币，更有人将武威等地发现的“凉造新泉”附会为张轨所铸。关于这些说法前人已有论著驳斥，不再赘述。在此，笔者认为张轨只是“复五铢”，将原先民间的五铢钱使用合法化。根据史料记载，在张轨复行五铢后，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可见，在张轨颁布复行五铢的命令前，河西地区就沉淀有很大的五铢钱货币存量，只有足够量的五铢钱留存，才可能出现“钱遂大行，人赖其利”的火热景象。河西地区存留有大量的铜钱推测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河西地区原有的货币留存。《汉书食货志下》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②即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整个西汉前后铸造了五铢钱达280万亿，即使考虑到在这百余年间钱币的磨损消耗和与西域各国的通商流出，这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货币体量。之后，虽然经历了王莽改制更铸钱币的过程，但如赵向群等所言，王莽只是“罢五铢钱”而不可能回收所有的五铢钱重铸，同时新莽政权存在时间只有15年，且在此期间又数次改易币制。因此，王莽时期对五铢钱的消耗应该比较小。同书还记载王莽改制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③也可以从侧面说明王莽并没有将大量五铢钱收回重铸新钱，五铢钱只是大量沉淀在民间。只有这样，百姓才能私下以五铢钱进行市场买卖。在整个西汉时期，河西地区一直是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交战的前线地区，军费消耗巨大，因此河西地区应该也有大量的五铢钱沉淀遗存。其二是中原士族带进河西地区的留存。西晋自永嘉之乱后，中央政权在北方的统治被推翻，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先后进入中原地区，曾经繁华富庶的中原地区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中。而此时，张轨据有凉州，境内安定，始终奉晋正朔，并多次东向勤王，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晋中央政府，树立了极高威信。在中原地区陷入胡人之手时，张轨主政的凉州就成了广大汉族理想的避难地，“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④可以看出，从中原地区进入河西的人数应该相当多，以致于张轨需要单独设立一个郡进行安置。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些进入河西地区的中原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士族大家，在当时战乱四起的时代，普通百姓往往难以从事稳定的生产，甚至被强行征召入伍，大多数百姓饥寒交迫，很难逃亡迁徙如此远的距离进入河西地区，而相反，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则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更有能力迁徙到凉州，这一点从同一时期以世家大族为主体的“衣冠南渡”也可以加以佐证。在这些中原富庶地区的世家大族逃亡的过程中，作为财富的绢帛和五铢钱，具有轻便且价值高的特点，自然是中原士族们带往河西地区的首选。也正是由于上述的两方面原因，五铢钱在河西地区大量沉淀，本地豪族和迁徙而来的中原世家大族都储藏有大量的五铢钱，这就为五铢钱在前凉河西地区的流通提供了货币基础和物质条件。索辅出身于敦煌大族索氏，对河西地区五铢钱的存量规模有着清楚的了解，也正因如此，他适时地向张轨提出了复行五铢的建议，也正是因为河西地区五铢钱的广大留存，才能在准布用钱的命令颁布后，很快就会“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自张轨以后，以五铢钱为代表的铜钱正式成为前凉河西地区重要的流通货币。
三、前凉时期绢帛的广泛使用
前凉自张轨复行五铢后，前人多认为前凉以五铢等铜钱为流通货币，而本文认为，前凉时期，虽然张轨之后通行五铢钱，但绢帛作为一种重要的货币媒介，并没有在复行五铢后废除，而是贯穿整个前凉时期。据《汉书食货志下》对金银钱帛形制的记载“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①可见，一匹帛长达四丈，价值很高。故如索辅所言，在日常商品交易中，“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此处的“缣”应该指绢帛，而“布”则指布匹，布帛尤其是绢帛价值很高，所以才会“裂匹以为段数”。据此可以发现张轨复行五铢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绢帛价值太高，市场流通缺少小面额的货币。因此，五铢钱恢复流通后就承担这种小面额的流通货币的职能。在西晋建兴四年，张轨之子张寔主政时，曾下令国中求谏“……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②命令中提出的三种情形具有明显不同的风险，故酬劳也有明显差异。可见，绢帛在当时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筐篚和羊、米等常用的生活用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绢帛是一种高价值的货币形式。当这一命令发布后，高昌人隗瑾进言认为“善恶专归于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张寔采纳了他的进言，“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从隗瑾的进言和获得的赏赐可以发现，前凉以前就有赏赐货币的传统，这也就间接地印证了绢帛具有一种高额货币的属性，可以与千金类比。在张重华时期，后赵皇帝石虎“使王擢、麻秋、孙伏都等侵寇不辍。金城太守张冲降于秋。于是凉州振动”。③张重华及时起用了年轻将领谢艾，“以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经此战，“重华封艾为福禄伯，善待之”。之后，石虎再次派遣麻秋率军八万进攻前凉，谢艾“遂大败之，斩秋将杜勋、汲鱼，俘斩一万三级，秋匹马奔大夏”。取得了极大的战果，甚至可以说挽救了前凉政权。因此，张重华对谢艾进行了大力赏赐，“以谢艾为太府左长史，进封福禄县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可以发现，在对谢艾的赏赐中，除了各朝代比较常见的封爵位和食邑之外，不同于以往各代的是，他并不像汉代获得金或钱，而是“帛八千匹”。如此大数量的绢帛，在前凉时期应是一笔巨额财富，可以看出张重华对谢艾的赏赐之重。对比汉代的封赏惯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绢帛在前凉是一种重要的货币。重用谢艾屡次击败外敌后，张重华志得意满，史载“重华好与群小游戏，屡出钱帛以赐左右”④。此处“钱帛”并称，这应该与游戏只是博取君王欢心，只是随意小额赏赐，小额用钱，大额用帛有关。针对张重华的这一行为，太府从事索振进谏称“今遗烬尚广，仓帑虚竭，金帛之费，所宜慎之”。如果说前面所言只能证明绢帛是一种高价值物资的话，那么索振这一谏言，先是提出国库空虚，进而提出要节制钱帛的消耗则可以充分说明绢帛是与铜钱有同等地位的货币，是国家重要的货币储备。张祚僭称帝位后，“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赦殊死，赐鳏寡帛”⑤。前文已经提到绢帛是一种高价值货币，张祚赏赐鳏寡之人以绢帛，应该出于想笼络人心考虑，同时彰显他僭越帝位的尊贵。由此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前凉逐渐衰落的张祚时期，绢帛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货币进行流通。
四、结论
综上可知，自从张轨恢复五铢钱的流通后，在前凉的核心统治区河西地区，一直存在着五铢钱为代表的铜钱和绢帛两种货币的二元货币体系。其中，绢帛作为一种高价值货币流通，而铜钱则作为一种小额流通货币使用。二者共同组成了河西地区的货币流通体系。
参考文献
[1]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年代[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02）.
[2]夏泽.略论前凉的商品货币政策[J].甘肃省钱币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钱币专刊，2001.
作者：杜春泽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