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进而发展与整个东盟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与南海争议密切相关，没有争议发生的年份均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需要双方具有共同的认知;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
关键词: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东盟
长期以来，对抗性思维是各国处理传统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国际社会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周期性动荡。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国际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①都是如此。这种根植于零和博弈观念之下的周期性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各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相区别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中谋求共赢在现实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合作，促进了两者经济战略的对接。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传统对抗性思维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且不时地冲击双边关系，以经贸交往为例，受冲击的双边经贸(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交流量急剧下降，而合作共赢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难以生长。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后总书记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用一句话阐述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胁、霸凌弱小国家。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新型国际关系的达成方式是合作共赢，要求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赢为追求目标，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削减和取消了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求改变以往滥施权力、利益争斗、二元对立等思维，用新的理念来倡导，用新的制度去搭建，进而促使国际体系转型［2］。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意义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顺应时代呼声和世界潮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发展态势，西方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合时宜，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政治上的二元对立已经严重阻碍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变化需要新的理念，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势必要成为主流，合作共赢也势必会给全球各国带来共同发展。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利于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2019年底爆发并蔓延至今的新冠疫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及人员交流使得疫情迅速蔓延，确诊病例上亿甚至更多。面对当下严峻的疫情态势，唯有秉持全球合作理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疫情的蔓延，最终战胜新冠肺炎这个全人类的公敌。因此，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也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双赢的范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构建及贸易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在的东盟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发展。1950年中国和越南建交，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不结盟运动为中国与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的交往提供了机会，中国在此期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长久以来指导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依据;20世纪6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中苏交恶使中国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在此期间，相比于地理概念的东南亚更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概念［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趋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虽然关系总体向好，但中国和东盟个别国家因为南海主权争议有时也会使得潜藏的对抗性思维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影响双方的经贸交流;而在合作共赢思维指导下，双方的关系则会趋于缓和，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对抗导致俱伤
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争议的焦点在于南海主权问题。南海问题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对南海进行勘测出具报告，分析认为南海大陆架上石油储量多达11亿吨。20世纪70年代初，时逢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更加凸显出南海地区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内水、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东南亚部分国家对此公约做出了利于自己的解释。东南亚诸国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以及二战后的《日内瓦协议》和《旧金山和约》也成为东南亚个别国家对南海进行主权申诉的重要依据。2012年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让南海问题的对抗程度达到顶峰。2012年4月，12艘在黄岩岛海域内例行作业的中国渔船被菲律宾军舰武装扣留，由此引起了中国的渔政、海监船只与菲律宾军舰多轮长时间对峙。此次激烈对峙后，菲律宾单方面开始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仲裁申请，将南海问题国际化。2016年仲裁案走到了最终宣判阶段，南海局势急剧恶化，美国舰队的介入让南海局势显得更加危险，走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战争的边缘。菲律宾作为主动采取对抗性态度挑起事端的一方，在这一事态中逐渐影响到了其自身的发展。中国作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2011年双方的贸易额就已经打破了300亿美元大关，正在朝着2016年600亿美元的目标前进”［4］，却因为双方关系的猝然紧张，让这一良好发展的态势迅速冷却，给菲律宾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南海争端不仅影响到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也给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图1所示，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在2012—2016四年间均呈低位增长的状态，且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11年到2012年进出口增长率为10．08%下降到2015年的最低位－0．88%。图12012—2019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门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量在2010到2011年度保持高位增长率，到2011年南海问题激化后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跌，一度跌入－1．02%的负增长(见图2)。这10年间的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大体保持了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没有南海争议发生的年份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南海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的增长率急剧下降无论是顺差方还是逆差方，均会因此导致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就业岗位锐减。
(二)合作中实现共赢
南海主权争议损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的利益。东盟个别国家意识到问题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拾对华友好。例如，2016年下半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派出八十多岁高龄的前总统拉莫斯与中国政府就中菲关系在香港进行了会谈，商讨恢复双边关系等问题［5］。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杜特尔特应邀访华，中方向菲律宾人民张开友谊之臂。在此次访问中，中菲两国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两国还将进一步加强渔业和旅游合作。中方将取消几年前发出的对菲律宾的旅游警示提醒，还将恢复菲企对华热带水果的出口。2016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关于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该政策在“关于在南海管控分歧和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关于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关于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三个部分多次提到“合作”字眼，并非常务实地提出“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各项能力建设，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导航助航、搜寻救助、海况和气象预报等方面的服务，以保障和促进南海海上航行通道的安全。同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南海各方行动准则》向更高一层次的“准则”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2021年“南海行为准则”有望实现新突破，届时南海问题将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机制上的合作不仅会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且为双方在处理争议问题时提供对话与交流平台。合作态度指导下的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为双方的经济交流注入了巨大活力，双边经贸合作快速朝着更加繁荣以及合作机制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全面生效，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6］。在合作思维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还将促成各国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信，民生与社会领域的合作，为双方争议问题的解决提供长效的对话机制，促成双方贸易合作进一步腾飞。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考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
传统的国际关系往往以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性、零和博弈等为标志，在这种对抗性思维指导下，国际关系必然以邻为壑，弱肉强食。近代以来，因为各国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频繁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美苏核战争争霸的背景下，虽未爆发世界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但局部战争不断，世界局势不时陷入紧张状态，迟滞了世界各国的发展。两极格局崩塌至今，世界处于快速变化时期。政治上，“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趋于调整;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文化上，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和文明上冲突愈演愈烈。自2020年初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采取对抗性的态度，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其着力点并非寻求结束疫情恢复经济，而是希望通过疫情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其防疫政策必然漏洞百出，导致疫情蔓延世界经济发展大幅缩水。面对这些传统或是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增进相互理解，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关于国际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迫在眉睫，时代呼唤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时代召唤，也是大势所趋。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双方共同的认知
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并非一方的努力即可达成。从上述中国与东盟关系案例来看，中方一直秉持的是合作与包容的态度，而东盟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则间断性地采取对抗性态度与中国交往，给双方关系造成伤害。2016年以后，东盟中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态度的转变为中国与该国及整个东盟之间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只有单方的努力是难以达成的，需要双方的共同认知和共同努力。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达成共同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的对接来实现，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各国的国家战略实现对接。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泰国“现代化4．0”战略、缅甸经济特区发展计划、文莱的“2035宏愿”等进行对接。这些共赢项目工程的有效落实，将会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信，也会促进双方对新型国际关系共同认知的达成。
(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的互联互通不断加速，经济融合持续加深，经贸合作日益加快，人文交往更加密切。双方的战略互信必将进一步提升，在经贸合作，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必将形成深入合作的共同认知。这充分展示出中国以实际行动为世界经济发掘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开拓空间、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各国人民创造福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的大国担当。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日益紧密带来了双方在货物贸易量与服务贸易量上的腾飞。2016年下半年，在中国与东盟中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改善关系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以及贸易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双方贸易潜力的释放，而贸易潜力的释放又促成了双方合作的继续加深。经济是基础，经贸往来的密切将会为政治互信创造条件。共同的认知与共赢的结果证明了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中国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推动者、建设者，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以和为贵”等理念。面对国际社会在政治上的二元对立思维，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文化、宗教、民族矛盾加剧的局面，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带来和平与发展，才能为国际社会带来持续发展的未来。
作者：蔚佳霖 吕启铭 苏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