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我国区域战略在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迈跃过程中，不仅将协调维度扩展至“五位一体”诸层面，区域本体含义也发生重大嬗变，即由原来的“行政区”或对其聚合类分形成的“经济区”转向综融性的“人化空间”。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意义下，“区域”一词更多是涵盖生活于其间的人之性情、需求与能力的合集，相应地，基于差异的文化沟通成为当今区域互动过程中无法被继续忽视的整体性需求和结构性特征。生活于此种“区域”的共同体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及其在与特定生存环境对话中所显露的意态，即形成了体现其心智结构、行为准则和自然秩序之元范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又作为一种元制度直接影响区域之间的经济行为模式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换言之，区域之间在进行合作联动过程中，必不可少地要产生文化意义上的深度关联与遭际。故此，区域文化在区域协调发展治理过程中既不能等同，也不可自外，而厘定其中关系并以此探讨治理策略的完善路径也相应被赋予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文化间性体认
作为理论体系的文化间性述略学界普遍认为作为系统性理论体系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Theory）诱发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转向”浪潮中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源泉则可溯及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差异哲学（PhilosophyofDifference）的思辨。胡塞尔在现象学研究中研究“主体”和“经验”时，为解决先验哲学“唯我论”困境而提出了“主体间性”范畴。在他看来，“他人会立即把我经验为他的他人，正如我把他经验为我的他人”[1],并以此来揭示世界的公共性质——“每一个自我（主体）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一起生活在共同世界上……它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有效存在的，并通过这种‘共同生活’明晰地给定着”[2]。换言之，对世界的认识在胡塞尔的哲学文本中需要超越自我意识（“我”）的复数主体视角（“我们”）的在场。胡塞尔的论点以及由此引发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哲学批判，构成了主体间性逻辑主线：由“主体——客体”古典二元对立转向“主体——主体”共在模式。这种“共同生活世界”中主体与主体间自辨与互辨的交往产生了诸多问题域，而文化问题即是被哈贝马斯看重的。哈贝马斯在发展其交往行为理论时产生了“文化价值转向的兴趣”，并形成了大众文化批判体系，用他的话讲，即“用相互理解、和解和宽容的立场处理不同价值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差异与冲突……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3]。可见，交往理性的话语民主和平等是其文化间性论的主旨——在以理解文化主体或作为主体的文化的认识与旨趣的前提下形成对话规范，以达成普遍的社会共识与秩序。依据主体间性的理论梳理，可将文化间性理解为：在多元文化际遇时，基于对文化差异现实、平等地位、共在事项和功能整合的确认，试图通过文化意义重组和文化新质生成的动态交互以完成对文化中心主义与偏执主义、文化碎片论与虚无宏大论和“主导——从属”二元主义的理论超越；作为言明的或隐含的理论预设，以期达致文化生态延续与发展、身份识别与权利平等、生活世界建构的共同参与、政治认同与国民性凝聚等文化关系生产结果。可以看出，区域文化间性对冲决各地狭隘地方观念，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文化间性理论不仅产生于对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实践的文化批判，更由于其理论超越性，对现实空间中的文化阐释和制度建构发挥了重要的启鉴与引导作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据此提出“文化间性教育”概念，并将其设计为尊重和理解文化多样性以推进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系列互相衔接的教育模式。文化间性决定区域间竞合关系以上的论证旨在阐释：文化是一种“人为编制的意义之网”的关联集，在彼此的进入中，其意义方可见出。作为文化自身的一种元制度，文化间性引导并形塑了主体互动形态与内容。区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属，也具有此种鲜明的关联性和引导性，尤其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国语境下，区域文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构成了多元的自在特征，而交互作用的过程形成了一体的大格局。以基本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习俗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其间性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遭际，一方面区域文化间性本身即是区域诸联系的一种（文化层面），另一方面价值观遭际过程及结果，文化的引导、规范和维系等功能则统摄性决定了区域间诸领域竞合关系类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其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那样，新教教义之所以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二百余年间促进了现在资本主义的兴盛，既非由于它废除了“禁止高利贷”等天主教的清规戒律，亦非它鼓励人民追求财富，而在于它确立了日常行为伦理。以此类推，区域文化间性在确立区域互动伦理的过程中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产生了实质性、错综而微妙的影响，包括：第一，作为文化间性的前置基础的文化差异在经济行为中形成了非正式制度的冲突，此种冲突分别在微观层面的跨文化组织管理、企业家地方感或曰文化适应性和宏观层面跨区域贸易投资决策、产业合作转移等经济管理互动中，形成信息、谈判和代理等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并降低了组织绩效和贸易机会[4]，以致区域经济增长在由比较优势驱动转型为竞争优势驱动过程中，后者难以整合并产生最大效益。诚然，文化间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达成协作上的共识，而是要求最起码要产生一种有序的竞争意识，即在法治化框架下完成的交流和经济竞合，毕竟，区域之间的健康竞争，是迅速提高生产率的根本。第二，文化间性对社会协同治理具有更直接的引导作用，区域基层社会的常识性准则和公共性构成了各区域在地性知识核心，治理作为一种外来知识既是一种介入，也是造就社会新规范的必需物，在地知识与外来专家知识的文化间性决定条块部门之间理念共识和利益联盟能否形成。具言之，文化间性的柔性协调效应和组织动员效应，对跨区域社会治安联防联控、纠纷协同化解、公共安全共维共保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跨域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方式立体化新情境下，文化间性中形成文化认同整合和共同社会理想的塑造，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机制的重要推力。第三，文化间性决定了政府合作偏好匹配过程和结果，是跨区合作中行政力量和制度保障的基础。尤其是作为区域行政文化范畴核心的区域行政伦理对府际协作行为模式、“权、责、利”边界确认、联动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共识达成成本和制度网络建构施行等政治维度的影响会带来政府协作的规模效应、政策创新扩散效应、适应性预期效应。此外，区域传统生态文化观、同担共责意识、执政注意力中的优先级、环境规制策略协同、区域品位的生发、生态共赢目标集对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效果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新时代区域文化间性的特征呈现我国疆域辽阔，在自然、历史、民族、人口和宗教等复杂影响下区域文化差异极大。研究者根据不同依据对我国区域文化进行了不同归分，如李海根据文化外部因素，将区域文化分为东北森林农耕文化、华北平原文化、长江下游平原文化等11种类型，又按Schwartz价值观量表将其聚合为“黄河—长江文化圈”“森林—绿洲文化圈”“海洋—都市文化圈”和“高原—山地文化圈”4种类型；陈金川、王会昌和王恩涌等学者则按照人文地理学范式，分别划分出22个文化地理区域、2个文化区15个文化副区、7个大区25个亚区；在最新的研究进展中，龙小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将研究纵深至“省制”行政区与方言文化区间的“行政—文化夹层区域”。不论何种划分，其共性在于其逻辑是以“多元一体”为起点和核心的。在此种“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区域文化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我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中庸思想、天人合一、和合思想诸理念的统揽下，我文化与他文化交互的文化距离并不必然限于临近行政区之间，换言之，区域文化间性的范围愈发宽广。各区域文化共享统一的“中华文化”这一凝聚核心，而在现实层面民族之间文化多样性的基于自觉的保存与同化趋势自始至终存在张力。除此以外，区域文化间性还受到物理因素（如区域的地理封闭性和基础设施的便利性）、知识的流动（如教育的现代化程度和思想交流的规范性）、文化自身质性（如宗教信仰的开放程度和语言的普及性）、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模式的自适应程度、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难发现，以上因素的影响通过文化间性传递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之中的。也正是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目前区域文化间性也存在些许问题，包括：一是区域性文化落差大导致文化间性成本较高，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和文化体制机制不协同等使不同群体对文化吸收、消费和创新等文化获得的机会存在差异，价值区域间文化间性质态和生态上的差异，致使达成共识的隐性和显性成本高企；二是区域文化主体性意识不在场及主体效能仍有待提高，区域文化间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效益难以有效转化；三是文化要素的多重堕距并存，如文化核心生态层文脉传承的断层性、文化外围生态层经营方式的失衡性和文化基础生态层现时问题的错杂性；四是区域文化自生自发与外力约束的平衡难以达成；五是实践中多数区域文化间性是基于工具主义的而非内生性的，相关后果是区域整体损失大于单个行政区损失、无形损失大于有形损失、长远损失大于短期损失。
强化区域文化间性协调效应的治理策略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力的区域文化间性并不意味着对差异的祛除，而是通过强化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校正区域间文化际遇模式，继而成为区域间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效推力。因而因应现存问题，形成以差异在场和有序在位为核心的“中和位育”的治理之道极有必要。1.有序推进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区域文化的现代化应紧密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文化治理中理顺区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开放和创新的顺序，准确研判区域文化发展互动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矛盾之间的相生相伴关系。逐步推进由无意识的竞争性文化向有意识的合作行文化或基于合作的竞争性文化转变。2.筑牢区域文化发展的均衡性基础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改善城乡文化市场二元分化，保障区域居民平等享有文化权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协调，兼顾文化资源优势互补和生态环境补偿，完善产业链条和疏导上下游产业共生机制，保障区域共同体文化经济利益协调；充分发挥市场的文化资源配置作用，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和保护主义，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和统一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扶助作用，消除盲目公平观和激进效率观，加强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有效投入，强化财政文化发展基金的运营模式和绩效管理机制；完善民生全覆盖保障体系建设，创新乡村文化振兴。3.强化重点地区之间的文化团结共荣我国少数民族区域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各个民族聚居区域形成了鲜明的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化，鉴于其文化受众基础、宗教倾向性、文化生态脆弱性等特点，有必要审慎思考盲目文化产业化路径，提高以存续、保护和发展为核心的文化财政政策的战略定位，参照中央直达资金机制，从一村一乡到一县（旗）一市，因地因人、上下相维地精准施策。文化间性不仅作为一种实在，更是一种认知方式。本文作为一种探讨式的研究，在某一程度上以文化间性勾连出区域协调发展的部分本质，并简要提出治理因应之策。研究成果有助于在厘定对区域文化间性的认识基础上，扩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研究视域。限于文章篇幅，对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梳理主要沿着胡塞尔到哈贝马斯的理论脉络来呈现，更丰满地挖掘并佐之以我国实证数据，以及依此细化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政策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94.
[2]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3.
[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01):27-32.
[4]LiuMingji,LiJinyao,XiongTianlang,etal.IntermediaryManagementandEmployeeCorporateCultureIdentificationMediationandMediationEffectVerification[J].FrontiersinPsychology,2021(12):1-15.
作者：李金耀 苏福荣 崔伟东 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呼伦贝尔达斡尔民族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