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总要求，其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依规治党强调以党章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作用，力求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和教育评价;以德治党强调以教育为手段的传统道德对党员干部的教化作用，力求将思想引入“道德之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柔性引导和文化传承。二者相辅相成、互融互动，相互结合，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以德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和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将整顿党风、从严治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中央治党治吏的决心信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问研究。从党的十八大到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提出，再到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实效、新进展。在新形势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必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下，对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加以梳理、总结及展望，推动党的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
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党建工作随之也面临新形势、新考验。习近平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从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实践发展来看，党的建设迈入了新常态。在这一时代课题和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二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哲理。从主体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从对象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党员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从内容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思想建设到制度建设，其中思想建设是灵魂、是根本，突出了道德、思想在党建中的作用，即以德治国;制度建设是载体、是保障，突出了规章、制度在党建中的作用，即依规治党。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组成，为历代国家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就提出要从严治党，并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2］邓小平多次强调党要管党的思想，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思想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3］习近平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4］全面从严治党在以往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强调了“全面”二字，这就决定了在从严治党的内容上，以德治党要从严，依规治党也要从严。以德治党、依规治党分别为管党治党划出了党员干部行事标准的高线和底线，进一步丰富了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了“全面”的真正含义。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依规治党强调了以党章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作用，以德治党强调了以教育为手段的传统道德对党员干部的教化作用。二者互为补充、互融互动，同质同向、同频共振，前者力求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后者力求将思想引入“道德之笼”，二者共同织密织牢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笼”，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
二、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和教育评价
依规治党，就是坚持用党章、党纪、党规来约束规范党员、党组织的行为，促进各级党员和党组织依法依规办事，坚决杜绝权力的任性。一方面，刚性约束是依规治党的显性特征。从我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严明的党规党纪俨然成为我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法宝和治国理政的重器。邓小平讲:“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5］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要严明纪律。”［6］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不断探索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立体式，严谨严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党内法规体系。该制度体系以党章为主体，辅之以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共同构成党内法规体系。这其中，党章处于最高层次，起到统领其他法规的作用，有着权威性与约束力;准则、条例处于第二等级;其余属于第三等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以来，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可以说是在新形势下出台的管党治党的重要党内法规，为新形势下管党治党提供了可遵循、可依照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反过来讲，管党治党要做到全面、从严，就必须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一根本，突出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突出纪律底线和行为边界，就是要明确党纪要严于国法，就是要明确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混同于公民群众，就是要坚决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和原则性。可见，党规党纪以“成文的道德”的形式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表达，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教育评价是依规治党的隐性表达。任何一种法律、规章、制度都包含有教育评价的作用。因为其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一套行为规范，规定了什么事情不可为、什么事情必须为、什么事情可以为，以此来划定人们的行为标准。党内法规体系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义务、职责，特别是义务方面，规定了必须的行为(积极义务)和禁止的行为(消极义务)，对于违反了规定，突破了底线的行为，坚决予以惩处。这实质上体现出了党内法规体系的教育评价作用。这样的教育评价通过党内规章制度对党员行为的裁定得以体现:依规惩处、警示教育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以来，中央坚持反腐无禁区，从打老虎到拍苍蝇，一大批官员落马，包括严重违纪违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一系列行为。同时，中央不断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工作的抓手更实、措施更硬、力度更大。从对一系列腐败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党内法规制度不仅发挥了惩处、制约等作用，同时也发挥了教育评价的作用。通过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党内规章制度依据其内容对党员违反纪律规定的行为形成了客观的、具体的价值评判;对于其他党员来说，通过对规章制度作出评价的事物进行感知，强化对规章制度的认同，使得党内规章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内心的准则，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知敬畏、守底线。［7］
三、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柔性引导和文化传承
以德治党是指应用道德的办法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激励，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权力观，使其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从源头上做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管党治党的最高境界。以德治党承载着共产党人的血脉、灵魂、宗旨和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修养和外在形象。［8］一方面，柔性引导是以德治党的现实体现。如果说依规治党是用规章制度等客观外在约束、规范党员干部行为，使其形成“不敢”的高压红线思想，那么以德治党则是用道德操守等主观自觉来引导、教化党员干部行为，使其形成“不能”的思想自觉。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发展史上，重视思想教育、以德育人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1941年5月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匡正党员干部思想，党内达到空前团结。1996年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旨在让全党同志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态度，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2005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推进的党建设工作。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以来，党内先后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可以说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了全覆盖、常态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修身、律己、用权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员做人的本色特征，从谋事、创业、做人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员干事的规范要求，“严”和“实”的标准成为了全党同志做人做事的基本遵循，同时也成为了以德治党的重要组成，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理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范围延伸到了全党同志，实现了从关键少数到广大党员的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到经常性教育的延伸。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党同志学党章、学讲话，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其中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与以德治党的管党治党理念高度一致，进一步充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来看，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忽视了德治，从严治党就难以做到真正的“全面”。这一点来看，道德教育以“内心的党法”的形式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价值遵循，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柔性引导。另一方面，文化传承是以德治党的智慧源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兴旺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德法并存的优秀传统文化。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主张德政治国，德主刑辅，重视道德的作用。以德治党在强调德治对党员的引导、教育、激励的同时，事实上同时也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的道德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共同构成了以德治党的三个基本面。其中共产主义道德追求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前者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前两者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与条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出以来，党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的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梳理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思想精华和鲜明特质，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文化观，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强烈的文化担当。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以德治党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积淀，全面充实、丰富了以德治党的内容体系。
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互结合、协调发展
依规治党是应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党管党的具体体现，属于制度层面，以德治党是传承传统文化、强调信仰道德的感化教育、鼓励引导。新形势下，做好治党管党工作必须突出“全面”二字，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结合”属于唯物辩证法中联系观点的范畴。一般来讲，“结合”有三种实现路径:一是以某种中介实现结合;二是创造某种结合体实现结合;三是既融合又保持独立实现结合。这样的哲学思维对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要在体系上相结合。体系上的相结合就是二者应该相互借鉴、互为一体，不能相互割裂，相背而行。我们的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即所谓的党内规矩。要适时将这些成熟的所谓党内规矩等治党思想转化为党内法规，使道德具体化，以制度形式体现管党治党最新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其次，要在内容上相结合。内容上相结合就是二者应该相互补台、互为支撑，不能相互分离，各行其道。要把党的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共同融入到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过程中，合理区分二者管党治党的区间，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协同路径。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是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二者相互融入的最好例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重在强调共产党员的德行与操守，立德是其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重在强调对行为的约束，立规是其鲜明的特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要避免就“规”说“规”、就“德”说“德”，要在“规”中彰显“德”，在“德”中体现“规”。再次，要在执行上相结合。执行上相结合就是二者应该相互配合、互为表里，不能各自搭台、各家唱戏。要在党规党法执行过程中完善道德的惩处和倡导机制，使制度建设成为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核心，是治标与治本、他律与自律、底线与高线的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更加注重二者协同互动、结合发展，共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程稳步向前，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
作者:乔亨 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57.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3］刘汉峰.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1):102.
［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1.
［7］黄小军，朱勇.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J］.学术探索，2015(3):44.
［8］刘先春，王小鹏.论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J］.探索，2016(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