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下，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的差异化造成了劳动者的异质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显著，也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教育回报率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投资质量的指标，能够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领域的影响结果。本文对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够为我国未来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和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劳动者具有异质性，正是这一特点成为其在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决定因素。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现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对教育的投资，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惠民政策，最大限度保证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促使劳动者为获得更好的境遇在国内和国际进行迁移和流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程度等。同时，由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引发的教育错配问题也逐渐显露。旨在对关于国内人力资本领域和教育回报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本文将从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起源较早的外文文献开始梳理，并结合国内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探索该领域未来可能存在的新的研究空间。
二、国外人力资本理论
（一）早期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为第一位视“人力”为资本的经济学者，最早肯定了劳动能够创造价值，指出劳动在各种资源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他在《国富论》中阐述，劳动能力与劳动水平会受到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的制约，其中，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可以通过以花费时间和付出学费方式为主的教育培训进行提高。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人们在教育与培训上所花费的费用的总和被称为“积累资本”，科学知识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因此，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者在进行劳动时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仅应该包含因为付出劳动而换取的一半工资，而且还应包括在接受教育培训时所付出的资本利息。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也在论述劳动力价值理论时将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纳入劳动力价值中。也正是由于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着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即劳动力体力和脑力的总和，马克思在揭示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工资的本质时，强调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而非劳动价值。20世纪初，经济学家马歇尔将知识看作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认为教育投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对自身教育的投资可以称作一种创造财富的手段。
（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经济年会上发表题为《论人力资本》的演讲，拓展补充了关于资本的界定。他支持资本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表现形式，界定人力资本的范围是人们通过投资形成并表现为投资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舒尔茨还指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包含：健康与保险服务、在职培训、各级正规学校接受的教育、非公司的成人教育及个人和家庭适应于转换工作机会的迁移支出。在此基础上，贝克尔还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仅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不足。在《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一书中具体阐释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即我们对于人力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保健和劳动力国内流动或移民的出入境支出等，并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所有关于人的资源的增加，以及影响其未来以货币形式为主的消费和收入的一切投资。犹太经济学者明赛尔(明瑟)继续加以补充，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家庭决策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完整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型，提出人力资本挣得函数（明瑟方程），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同时，他还对在职培训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与研究。斯宾塞还刻画了教育信号模型，表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对文凭的偏好，反映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机制。
三、国内人力资本理论
我国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对该领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发展迅速，众多学者在人力资本领域做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经济学专家曾湘泉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包含在人体中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是以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非物质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具有时效性、收益递增性、累积性和无限的潜在创造性的特点。他在《劳动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对于人力资本进行核算的两种方法，即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来衡量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是不是一次有收益的决策。此外，李建民学者还对群体人力资本进行了详细的刻画。他指出，群体人力资本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中，包含那些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整合。在企业内部，学者魏杰把人力资本定义为: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者投入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总称，仅包括企业中的两类人，一类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人员，另一类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者。
四、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
（一）明瑟方程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收入决定方程是教育回报率的经典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Mincer(1974)提出。经典的明瑟方程通常以收入(基本上采取对数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以及其平方项，和影响个体收入的其他变量。但明瑟方程在进行回归的过程中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对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学者Lietal.利用双胞胎数据控制家庭背景和内生的能力，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结果则从8.4%下降到2.7%。除此之外，大多数文献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Heckman&Li(2004)用工具变量法对异质性和选择偏差进行修正后，发现每一年中国大学教育的回报率约为11%。孙志军和杜育红(2009)以学制改革为工具变量得出农村教育回报率为13%-15%，高出OLS估计值的三倍以上。Chen&Hamori(2009)分别利用OLS和IV方法对中国城镇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教育回报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OLS的估计结果显著低于IV的结果。
（二）相关政策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1.义务教育法。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利用制度变量作为教育的工具变量估计中国城镇的教育回报率。由于不同省份颁布的实施条例的时间具有差异，Fangetal.利用义务教育法法案的有效实施时间作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对中国城镇的教育回报进行估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使得中国总受教育年限增加了约0.8年，采用工具变量后，中国的教育回报率高20%，结果明显高于OLS估计。La(2014)用最低劳动年龄法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达到了8.98%。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义务教育法作为工具变量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造成的高估因素。但是，工具变量法忽略了政策实施的局部处理效应，双重差分又无法消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因此，有部分学者采用了断点回归的方法尽可能削弱一些个体不可操控的因素，获得更加稳健的结果。经济学者刘生龙等用RD方法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进行因果推断和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的RD估计值为12.6%-15.3%，明显高于OLS估计。2.高校扩招。除了义务教育法，高校扩招政策也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政策。现有文献中关于扩招政策的实施效果的结论可以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政策会对大学生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余华义等通过对文凭的信号传递机制的分析，认为高校扩招会降低取得大学文凭的成本，因此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和过度教育的问题。吴要武和赵泉则认为扩招政策之所以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是因为其使得大学新毕业生的小时工资及劳动参与率下降。邢春冰和李实将个体职业与行业作为控制变量的研究得到了高校扩招政策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的结论，认为最大受益者是汉族、东部地区以及独生子女家庭。另一类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政策并未削弱高等教育的投资价值。徐舒基于信号博弈模型得到高校扩招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歧视，进而拉大大学生与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马汴京等采取“反事实、局部干预效应”的思想，表明高校扩招能够提高新受益者收入的40%，却没有削弱始终参与者的收入优势。初帅和孟凡强利用CHIP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探究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研究结果切实证明了高校扩招政策能够显著提高教育回报率。但该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回归群体中包含了部分未受高校扩招政策影响的群体，会干扰其回归结果。因此，余华义和侯玉娟删除了不符合年龄阶层的样本采用RD方法进行回归后发现：从全国总体来看，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个体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但对个体职业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最大的受益者是东部地区的男性，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受到该政策的影响。3.国家政策。受劳动力市场变革、经济制度变革以及相应教育法案的影响，郭小弦和张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探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该文献对教育回报率研究的时间维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深入期，采取OLS和分位回归的估计方法，得到我国城市居民教育回报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最低。
（三）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影响。众多学者在研究相关政策对教育回报的影响时几乎都涉及了关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郭小弦和张顺在关于教育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研究中得到其影响机制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前，教育可以有效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但是改革开放后，教育拉大了两类群体的收入差距，出现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马太效应”。但是有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作用不确定。例如，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并不能完全由人力资本差异来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身份歧视也是主要影响因素。然而，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其内部收入分化也愈加明显。段成荣等研究结果表明，在流动人口内部收入最高组别平均值达到最低组别的7倍，人力资本的差异使得收入差距明显。任远等分段估计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回报，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回报更多地依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王美艳的研究指出,高中或中专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城市中的外来劳动力工资，大专及以上教育显著提高城市劳动力的工资。谭江蓉的研究表明，提高受教育年限对城乡流动人口中高收入及以上阶层的影响比较大，且最大受益者为最高收入阶层；此外，工作经验回报率在中高收入阶层以下均表现为负值，只有到了高收入阶层才呈现出并不显著的微弱正效应。关于工作经验的回报率的研究，卢小群等表明，流动初期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2.受其余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特征对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就业部门及地区因素的影响。从就业类型来看，李萌发现仅在非正规部门内，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对收入有显著的贡献。龙翠红扩大研究的样本群体后发现，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劳动力市场特征不仅影响教育回报率的均值水平，也会影响教育回报率在收入的不同分位点上的分布特征。从地区来看，众多学者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不论在哪个分位点，东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性别因素也会对人力资本回报产生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在各部门都显著存在。市场化程度越高，各类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性别差异也越大；在国有集体企业中女性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在私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中女性教育回报率低于男性，这说明教育是人力资本因素中对提高女性收入最有效的因素。经验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在私有民营企业最大、国有集体企业次之、外资企业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可见私有民营企业更加重视工作经验。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力资本含义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其一是以人力资本内容为核心，其二是以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虽然不同学者对于人力资本概念的具体描述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论述的本质可以概括成人力资本是人后天投资获得的并且能够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为投资主体带来经济收益的非物质资本。对于实证研究部分，现阶段学者在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也较为全面，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空白之处。通过对众多经济学者的文献进行梳理，在中国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因素众多，大致包含性别、就业部门、就业地区等。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所产生的结果也相对固定，如影响收入差距、产生社会分层等。但较少文献关注大学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单纯教育回报率。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上除了较为明显的歧视外，“名校歧视”也较为严重。随着社会整体受教育年限的大幅提升，未来对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重点可以转向到大学及以上阶段，也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如，未来研究可以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更多地探寻学校等级差距、学校地理因素及学科等级差距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
作者：齐子晗